与万玛才旦的电影时光,足够柔软
编者按:
2024年4月3日,万玛才旦导演拍摄于三年前的电影《雪豹》公映了。电影源于一则雪豹闯入牧民家中伤害羊群的社会新闻,在导演的创作序列中是一部非常特别的电影,万玛导演大胆尝试CG技术,展现了雪豹与牧民之间一段激烈又柔软的遭遇。
今天,5月8日,是万玛才旦导演遽然离世一周年的日子。我们采访了《雪豹》出品人、大吉影业创始人南吉,听她再论《雪豹》,回忆与导演亦师亦友的创作缘分。尽管大家都不愿接受万玛导演已经离开的事实,但在周年纪念之际,时间督促我们抬起下巴,好好做一个道别。我们是如此深沉的怀念他。
01.思念也是有形状的
南吉的冰箱里有一块牛肉,到现在她都舍不得吃。
因为那是万玛导演寄给她的。她感觉,不去碰,导演好像会一直在。
她对万玛导演的回忆,除了悲悯的目光,总会落脚到很具体的物象上。
比如导演爱喝红茶,给她寄过6包金骏眉,包装都很特别,她无意中再翻到的时候,胸口就会一紧,说不出话。
还有几个瞬间。
今年春节,南吉又收到导演“寄来”的牦牛肉。一样的地址,一样的包装,在恍惚中,她习惯性地要去给导演回个信息,拿起手机才意识到不对,一阵难过……后来确认,是万玛导演的儿子、《雪豹》执行导演久美成列寄来的。
不久前,有天晚上她做梦,梦到导演过来跟她说了一句“买点橘子吧”就走了,她满脑子疑惑,买橘子干嘛呀。
第二天,她却照做了。但买了橘子后,却不知应该给谁,就寄给了《雪豹》的制片人王磊,他是万玛导演多年合作的制片人。王磊很快回了微信:你知道吗南吉,导演生前最爱吃橘子,只因糖尿病不太敢吃,改吃柚子了。南吉又惊又喜,因为对此她毫不知情。没想到,梦境里传递的,竟然是一个真实的信息啊。王磊接着说,等我去祭奠导演时候带些橘子,可能那边没有橘子。手机两头,一阵心照不宣的沉默……
万玛才旦导演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,“孤独也是有形状的。在藏地那样的环境里,你能体验到或者看到孤独的形状。”
如果孤独有形状,那么南吉讲述中的食物,大概就是思念的形状吧。
三年前的冬天,《雪豹》在青海果洛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无人区开机,南吉也因此第一次踏上这片神圣的土地。她和万玛导演的初次见面,便是在驻地酒店的餐厅,伴随着强烈的高原反应。
他们坐在很简陋的椅子上,聊着天。导演送了她一本《乌金的牙齿》,其实她已看过多次,脱口而出:“我喜欢那个站着打瞌睡的女孩!”然后,导演就一起笑了。
那天有很多东西都让她很难忘,明明高反严重,但跟导演聊起来时候完全忘了用氧气瓶。而《雪豹》取景地的冬格措纳湖,更是美到让她心灵震颤。那天导演的话不多,只是一直笑着嘱咐她多吃点,看她爱吃肉,就记着了,一直给她寄藏地的牛肉。
万玛导演给南吉的初印象是朴实温暖。
在久美成列的描述中,父亲坐在书房里敲键盘的声音都是匀速的。
而在南吉看来,万玛导演的语言,他的笑容,也都是“匀速”的。他目光所及之处,都附着了一重怜爱,他身上的慈悲根植于灵魂深处。
我坐在万玛导演曾经坐过的位置采访南吉,问她,导演如何评价她的“乌托邦”——大吉办公室正式启用那天,导演刚巧在京,便来做客。
南吉笑了,仿佛万玛导演坐在对面一起喝茶聊天,不过是昨天的事儿,她说导演不太会说夸奖或恭维人的话,那不是他的语言系统。他不太会说很棒,很有品味之类,他就说很好,然后会到处认真看,认真的观察和体验。
导演说出的话和隐藏的话一样多,神秘中有让人无法参透的悲喜。
每当回忆起与万玛导演会面的情形,南吉眼前总能闪现出生动的细节。
那会被简化成细微真诚的小感悟。
就像万玛导演认真回答每一个宏大问题的方式一样。
02.雪豹 或最后的诗篇
我们当日聊天的重点,当然是《雪豹》。
南吉惊叹于导演的功力,和以往的作品一样,又超越过去。
万玛导演电影中的每个人物都很生动,这点其实很难做到。
比如《雪豹》中林业局来了两个人,其中一位说无法等待太久,因为他与老婆小孩有约了。尽管公职在身,当与日常交叉的时候,复杂的感觉就会出来。父亲的身份,一下就将普通人的立体感传递了出来。
万玛导演的电影,在叙事上会出现一种有意的重复性/循环性。比如《静静的嘛呢石》里看《西游记》,《寻找智美更登》中不停寻找演员,《老狗》里面的卖藏獒,《塔洛》里去警察局和照相馆,重复的技法可能来自民间文学,让叙事更有力量。
金巴面对采访镜头与警察时,也有重复性的愤怒输出,但又有变化。
多次大段台词输出后,有一次金巴不经意间擤了下鼻涕。
他的表演堪称妙趣横生,引起了观众特别多的笑点。
再比如对金巴妻子的塑造,几句台词,一场戏就够了。
这位道地的藏地妇女,说出了几句掷地有声但符合身份的话:“事情归事情,吃饭是吃饭。不然说出去怎么行?你是看不起我们吗?”她随丈夫拎着热茶,执意要把肉食拿给前来调解矛盾的、站一边倔强地啃饼干的干部。
这处有情境反差和幽默感的闲笔,既把藏地人民价值观有效带出来了,也映射出导演创作的底色:对日常真实的尊重,对普通人的尊重。
普通人与日常化的细节,在他的镜头里其实才是叙事的坐标。
高远辽阔的土地上,凶猛的动物,微小的人,都能穿越身份标签既有的阐释,宣告信仰和人本身的在场。
影片并没有囿于现代性或文化冲突的命题,那早已是深入骨髓的东西。而《雪豹》中CG特效的使用,尤其是结尾长镜头中的CG技术,我们能明显感知道,面对可能带来巨大挑战的东西,导演是带着一种迎接的心情的,这也是大吉影业在收到《雪豹》剧本时,做出的一个决定:支持万玛导演在作品体系中,踏出新的一步,哪怕充满未知的困难和阻碍。
南吉回忆首映礼那天,特效指导詹涵苏笑称,拍摄前特意嘱咐导演和摄影指导不要拍太多的长镜头,也不要太多手持镜头。
但当他拿到素材的时候,这些镜头一个都没落下,台下观众一片笑声,但同时,大家也才了解,在大银幕上看到的、《雪豹》结尾最后一个长镜头,一家人和雪豹的交流,是整个动物特效史上最长的一个镜头,片中的“雪豹”一角,也是全球第一例雪豹的数字资产。
CG重要,是因为雪豹的视角很重要。在人和雪豹猝然遭遇的时刻,电影镜头转化为雪豹之眼,观众通过动物视角反观人类。高寒之地,人类既非中心,更非绝对的主角。
更重要的是,不同民族,不同身份间,人与动物之间,不再是以他者眼光彼此凝视,而是通过一种以共通感为基础的相互体认,产生情感联结。
一部电影如果能够提出问题,解读出不同的角度,已经证明了它的某种成功。
万玛导演很少在电影中给出明确答案,他深知保持阐释的张力是艺术魅力的秘密。
03.与万玛导演的电影时光 最柔软
如果说,写小说的原因是要跟生活进行竞争。
那么,拍摄的真义就是要把一般的电影扼杀掉。
万玛导演坚持作者导演创作的独立性纯粹性,同时也深谙民族影像的魅力。
他试图证明,一个线性而简约的故事依然可以使人着迷。
所以与前作相比,《雪豹》在对观众理解的要求上并未设置太高门槛。
但面对《雪豹》排片不乐观的境遇,南吉一直在想一个问题。
到底谁在看真正的电影呢?
她一直想让影片抵达给真正喜欢电影和万玛导演真正的粉丝们,但是在寻找和抵达的过程中,屡屡受挫。在南吉看来,这样的人群在现代社会中,如星辰般稀疏且散落,所以对于创作者来讲,与之相遇的过程特别难,好似大海捞针,可一旦触达,彼此都非常珍惜。
但另一方面,她又觉得好多事情不能依据当下的得失下去看。要拉开时间距离,放在电影长河里去看这些电影的意义。
作为艺术性和顶级CG技术/工业的结合,《雪豹》无疑是有颠覆性的。
也正基于此,大吉影业也正在考虑如何尝试去参与、去推动藏地流动放映的事情。
此前,有人辗转联系说当地人喜欢万玛导演,但由于排片少,很难看到《雪豹》,得知此事后,南吉开始考虑,如何让他们迫切的心能够得到回应,如何让更多人想看的人,看到《雪豹》。
如果,流动放映能实现,《雪豹》或将复原一种场景。像最初万玛导演携《静静的嘛呢石》回家乡露天放映博得当地人巨大欢喜一样,会是一种激动人心的仪式化call back。
在《雪豹》的结尾,雪豹被放了,它一步三回,和喇嘛弟弟、老父亲、暴躁金巴致意告别,然后疾速跑向雪山。
与十几年前《老狗》的决绝相比,《雪豹》的要义是放下残酷,这样的雪豹,显得温情脉脉。
雪豹的对手是金巴,而“金巴”在藏语里是施舍的意思。施舍这个概念来自佛教《释迦牟尼传》里面“舍身饲虎”的故事。它本身就带有宗教的意义。或许预示了主人公的选择。
导演的修养,思辨的态度,也仿佛不容许他做出残酷的处理。
就像南吉的观点,导演一定会有愤怒,但更多的还是很仁厚、慈爱、悲悯的一种状态。
大家都说万玛导演是极简主义风格,但是真的要去看起来,其实必须是目不转睛的。电影看起来好像是简约的,其实非常深刻,因为他的处理不带评判,不着力,总把问题又抛回给观众。
艺术不作评判。这让人联想起万玛才旦导演喜欢的导演阿巴斯。
阿巴斯在论述中谈及相似的观念:“我相信那些给观众提供更多可能和时间的电影。一种半生产的电影,一种与观众的创造精神共同完成的未完成电影,这样,我们才拥有一部影片。”
万玛导演追求的真实,建基于对族群的了解程度,对民族文化的深入程度。
不是说他的身份决定了这样的处理,而是对文化的了解、深入程度决定了他的视角。
南吉回想起,开机时候电影原名还是《雪豹,或最后的诗篇》,它好像是个隐喻。
但其实,她一直很好奇,为什么是最后的诗篇?
她跟导演从来没有通过电话,平时只是发微信或者写信交流,但就在导演去世的前一天,突然给她拨了一通微信电话,在电话里对她的努力进行肯定,并温和而坚定地鼓励她。挂掉电话后,南吉觉得充满力量,她知道她会在电影、在创作的道路上继续坚持,因为身后有光。
但没想到,前一天电话里亲切的嘱咐,却成为最后的告别。
三年过去了,南吉始终坚守着创立公司的初衷。
而大吉影业仿佛一棵无心插柳却长出叶子的树,在探索有机运转的道路上,慢慢聚拢了很多优秀的创作者,在《白塔之光》《雪豹》之后,电影《逍遥游》与《追幸福的人》也即将与观众见面。
今年,大吉影业一方面将与作家班宇、黄然导演等优秀创作者联手,尝试探索剧集创作,希望能有更丰厚的土壤,实现有机运转,以剧集反哺电影创作;另一方面,因为记挂着万玛导演生前的心愿,尽可能助力少数民族创作者及其作品。
就像万玛导演一样,可以一边面对现实,一边又足够柔软,用勇敢却不尖刻来对抗伤害。
所以,或许没有最后的诗篇。
因为,电影有结局,但很多故事却都只能讲到一半。
谨以此文怀念万玛才旦导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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